本文原刊于《文史哲》，年第2期，感谢田刚老师授权发布。
鲁迅与毛泽东，一个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治领袖，另一个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精神偶像。研究二者的关系，也就是中国现代的*教关系，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更是关乎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敏感性话题。多年以来，鲁迅与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是一体之两面。研究者多是在毛泽东“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这句话指引下，探讨的是毛泽东与鲁迅“相通”或“相同”的一面，证明的是二者的一致性。但自年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抛出著名的“毛罗对话”之后，使上述结论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那为什么还要把“鲁迅”关进牢房呢？或者是，如果毛泽东在精神价值上与鲁迅存在着根本的冲突，那为什么还要封他为“新文化的旗手”，并让他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呢？这也就是说，毛泽东与鲁迅，这两个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巨人之间，在精神价值上存在着如此复杂和吊诡的历史联系。如何解释这一思想和历史的纠结并弄清这一纠结所产生的精神或历史的缘由，将是本文的主要目所在。
01
毛与鲁的三次“神交”
在鲁迅研究史上，毛泽东的“鲁迅论”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知道，正是在毛泽东那里，鲁迅才开始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旗手”，并且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此之前甚至之后，再没有比毛泽东对鲁迅有那么高的评价了。很难设想，假如没有毛泽东，二十世纪的鲁迅研究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但是，这两位在二十世纪*教两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却没有一面之缘。他们之间的“接触”或“对话”，基本上是一种“神交”。据现有的资料记载，毛泽东在年确立鲁迅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之前，曾经有三次接触并“神交”鲁迅的机缘：
第一次是在“五四”时期。关于毛泽东与鲁迅发生“关系”的最早记载，是《周作人日记》。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毛泽东君来访”的记录[1]。是时，毛泽东刚刚起草完在岳麓山一带建设“半耕半读”的新村的计划书，并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于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趁第二次来北京之机，来拜访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周作人。当时周作人与其长兄周树人（鲁迅）刚刚从绍兴会馆搬至八道湾十一号新宅不久，那么，毛泽东在拜访周作人时，鲁迅是否也在场呢？查年4月7日《鲁迅日记》，仅云：“晴。午后会议”，并无毛、鲁会面的记录。后来在瑞金时期，毛泽东还不无遗憾地告诉冯雪峰：“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2]。年当时负责审阅《鲁迅全集》注释的胡乔木曾就毛泽东鲁迅是否会过面一事，面询过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断然回答说：他早年在北京，是会过不少名人的，见过陈独秀，见过胡适，见过周作人，但没有见过鲁迅[3]。尽管有人也曾就周作人的这点记载，煞有介事地编造出了“鲁毛会面”的佳话，但其证据已被证明是不可靠的[4]。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和鲁迅并没有见过面。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周氏兄弟”齐名，毛泽东为什么要去拜访周作人，而不去拜访他后来高度推崇的鲁迅呢？这应该与毛泽东早期所热衷的“乌托邦”理想有关。早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刚从第一师范毕业时，曾与蔡和森、张昆弟等跑遍岳麓山，想找一个地方建立“新村”，试验新生活。后来又为建设新村起草过计划书，并将计划书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他在序言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即一九一八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指一九一九年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设新村的计划，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想把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建立起“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新社会生活。“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5]这种半工半读、自由研究学术的“工读同志会”的理想，在年8月未去北京之前，曾写信告诉蔡和森，因此蔡年7月24日的回信表示赞同：“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6]由此可见，毛泽东趁第二次进京之机专门拜访周作人，一定是想从这位中国现代“新村”运动的倡导者那里得到对于“新村”的更深理解和更多支持。因为周作人不但是中国“新村”运动的理论倡导者，而且还曾对由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向日所建立的“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进行过实地考察。周作人对于“新村”的理论倡导，在当时即得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人的响应。在北大，李大钊还与周作人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其“募款启事与简章”宣称，其宗旨在于“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与职业合一的理想”。毛泽东等人设计的岳麓山“新村”计划，也是当时“新村”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周作人所倡导的“新村运动”，在得到李大钊为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赞同的同时，却在其胞兄鲁迅那里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冷遇甚至反对。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鲁迅认为周作人宣称新村运动的文章，“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7]。在小说《头发的故事》里，鲁迅更借小说主人公之口，提出了自己的质问：“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8]鲁迅显然不满于周作人们对于乌托邦理想的过份沉溺，他是一直主张立足于现实的更切实的战斗的。对此，他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披露过此中的深在缘由：“你的反抗，是为希望光明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于黑暗捣乱”[9]。这里鲁迅虽是说给许广平的，但实际上宣示出的乃是自己与周作人、李大钊、毛泽东等在思想上根本的歧异之处：周作人等所倡导和渲染的“新村”，是一种历史的“*金时代”或社会的“乌托邦”。他们反抗现实，是为了实现“理想”。而鲁迅反抗现实，则是为反抗而反抗——鲁迅对于“*金世界”或“乌托邦”的实现，是持质疑或不相信的态度的。鲁迅这种“反抗绝望”的思想或精神特质，在毛泽东这种为理想而奋斗的革命者看来，显然是偏于消极和颓唐，当然也是不可取的：不为理想而奋斗，不去再造一个“新世界”，仅仅是为了“捣乱”或反抗，这种思想和无*府主义又有什么差别？难怪鲁迅在同一封信中紧接着又露出了自己思想的血肉：“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这里，“个人的无治主义”就是“无*府主义”的又一称呼。这样一个在“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两种思想之间徘徊的鲁迅，能是怀着重整河山之鸿鹄之志的青年毛泽东所心仪的对象吗？
毛泽东与鲁迅的第二次“接触”是在瑞金时期。这时，是年底到年1月，冯雪峰因叛徒出卖险遭*手，已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来工作。而毛泽东己在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排挤出中央苏区*和红*的领导岗位。他心情抑郁，为了避免牵连别人而有意回避别人，但听说冯雪峰是从鲁迅身边来的，破例主动找其攀谈。对此，冯雪峰回忆道：
一九三三年底，我到瑞金中央苏区去之后，常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他那时受王明路线排斥，不担任*中央的领导职务，时间比较多。有时他约我到他那里，有时他自己踱到我的住处来。有几次他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主席早就知道鲁迅，他曾遗憾地跟我讲过：‘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
我当时曾告诉他，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一九三三年末，我担任中央苏区*校教务主任，*校校长是张闻天同志。有一次他和几位中央领导闲谈，谈到一些干部的人选，当时我也在场。他们谈到有人反映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有点事务主义，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问我他能不能来。我说他是*员，让他来一定会来的。后来由我起草了电报拍到上海，秋白就服从*的决定到苏区来了。议论中，博古认为也可以让鲁迅来担任这个职务，说鲁迅搞教育行*很有经验。后来我向毛主席讲起，毛主席是反对这种意见的，他说：“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我还曾告诉过毛主席，鲁迅读到过他的诗词，认为诗词中‘山大王’的气概。毛主席听了，也开怀大笑。[10]
冯雪峰还回忆说：“有时中央*校杀了猪，雪峰就请毛泽东同志来会餐，有时发了津贴两人就一道下小馆。两个人一起散步交谈不下数十次。他们畅谈文学，畅谈诗歌，畅谈上海文艺界的活动，畅谈共产*员的文化人和进步作家反对反动派残酷野蛮屠杀和压迫的英勇斗争。”[11]而这些谈话，总是围绕着鲁迅的革命活动而展开的，对鲁迅先生的斗争、写作、身体状况，结交的朋友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毛泽东同志都非常关心，反复询问。毛泽东还告诉冯雪峰：他很早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理论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人和红*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当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说他自己也想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12]。
青年冯雪峰
通过冯雪峰，瑞金时期的毛泽东开始了解和认识了鲁迅——尤其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价值和作用。但毛泽东真正深入地理解鲁迅，还是在*中央进驻陕北以后。年4月，冯雪峰接受*中央委派去上海前夕和年2月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期间，毛泽东又多次和他长谈。在*土窑洞中，在油灯下，毛泽东和雪峰长谈了十多个夜晚[13]。他们回忆长征，谈‘双十二’事变，谈中国革命的形势，也谈到鲁迅的追悼会，谈到国民*统治区文化界的斗争和上海各个方面的情况，等等。毛泽东一再关切地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毛泽东还谈到关于鲁迅和鲁迅作品的一些评论。而毛泽东之所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