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画像
《方以智的黎川四年》
引言
文/萧鸿鸣
方以智（—）中国明末清初著名高僧，与经学大师顾炎武（—）、史学大师*宗羲（—）并驾齐驱、且有交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与学者；与明王孙八大山人（—）有同游、书画往来；与禅门兄弟髡残石溪（—）同侍一师、同授一徒；（1）与渐江弘仁（—）等“清四僧”（2）遗民书画家所绘“残山剩水”，（3）比肩媲美的大书画家。
一
明万历三十九年，方以智生于安徽桐城一个世代书香与官吏迭出的家庭，少年时期家庭的影响和严格的儒家士子教育，为以后的思想、哲学体系建立，乃至于成为当时一流的书画艺术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青年时期的方以智，与归德侯方域·朝宗（—）、如皋冒襄·辟疆（—）、阳羡陈贞慧·定生（—）被合称为“明季四公子”；
崇祯十三年，方以智成进士，官翰林院编修；（4）十四年，父方孔炤（—）入狱，方以智身怀血疏，呼号于朝门外，求百官上达冤情，深得崇祯皇帝器重，遂释其父，（5）授方以智于东宫太子定王慈炯、（6）永王慈炤储君之师；（7）
崇祯十七年，明亡。方以智逃亡福建、江西、广东等地，颠沛流离、隐姓埋名“一年三变姓，十字九锥心”、（8）“七年中五变姓名”，（9）以卜卦、（10）鬻字画餬口，采药、卖茶为生；（11）参与南明隆武、永历两朝抗清，被授“内阁大学士”（相当宰相），满朝以太史、（12）阁老、（13）相国（14）称之。
南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1月，方以智在广西被清*逮捕，先后两度被迫披缁，无奈在梧州云盖寺剃度，最后于顺治十年在金陵高座寺觉浪道盛座下“圆具”，成为了禅门曹洞宗黎川寿昌派传人。
顺治十五年，方以智尊师命来到江西黎川禅门祖庭寿昌寺，在此驻锡4年；后转场吉安青原山净居寺，住持7年；
康熙十年，方以智两广抗清“粤案”发作，3月23日，再次被清廷逮捕；当押解归案的囚船途经赣江万安段时，方以智以抵达黎川的10月8日，即10月7日“夜分”，毅然决绝地“悬崖撒手”（15）赴水殉节。一代伟人，乘水而来，乘水而归，在滔滔不息的“惶恐滩”中陨殁。（16）
二
方以智在明朝生活了33年，入清后生活了27年，虽只活了虚龄61、实寿60，（17）整一个甲子，但其辉煌伟大的一生，为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难以估量。
方以智所处的十七世纪中叶、明万历后期至清康熙前期年间的中国，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烈，王朝更替的“天蹦地坼”时代；也是*治思想、学术文化、宗教规制、民族习俗发展的高潮；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不仅让众多的思想家们对前人的思想加以总结，更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新见解和新观点，对以后中国思想界、乃至世界文化的走向，均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方以智在禅门20年，是他生命的三分之一。遁入佛门后明禅暗儒的传奇与隐秘行踪、交友，思想传播、学术交流、串联抗清等事迹，大都发生在江西这方土地上，黎川寿昌寺4年，即是方以智从颠沛流亡到相对稳定的开始，亦是其由一个莫名的“游方僧”，真正成为执掌禅门祖庭的“住持”滥觞之期。
江西省赣东山区黎川县，东北部、东部、南部与福建为邻，有延绵数百里的武夷山；西面、北面与本省南丰、南城、资溪接壤。（18）历史上曾属南城县，南宋绍兴八年（）割建昌*（19）南城东南五乡置县治，称“新城”，因有黎滩河贯穿县境，称黎川。（20）元代属建昌路；明、清两代属建昌府；民国三年（）后，为避全国四县“新城”混同，（21）改称“黎川县”。（22）
顺治十五年，47岁的方以智，遵禅门业师觉浪道盛之命，于该年10月8日，来到黎川，先后在寿昌、廪山、南谷等刹驻锡，历顺治十六、十七、十八年，至康熙元年12月离开，西进泰和首山，最后在吉安青原山净居寺住持，前后驻锡黎川寿昌寺祖庭及各下寺，跨越5个年头、整4年。
方以智在黎川4年中，以寿昌寺祖庭为中心，禅游、过化赣东周边地区建昌府南城、南丰、广昌、金溪；赣南宁都；赣西南泰和、吉安；福建闽西、武夷、建宁诸禅刹，丰富的僧侣生活，因刻意隐瞒和社会动荡，其年代久远而鲜为人知。
但是，方以智在黎川的事迹，在历代地方志书《建昌府志》、《新城县志》、《黎川县志》中有明确、清晰和显豁的记载；在其交往、接触过的时人诗文、别集中，也有详细、鲜活的描述；在所著《冬灰录》、《药地炮庄》等书中，对黎川周边显性的禅门生活、隐性的抗清活动，均有许多详实、生动的体现。
方以智来黎川后，外出“游禅”无不从寿昌寺出发，再回黎川，并直言“我来自黎川”；所交游，无不视方以智为“寿昌”、“廪山”和尚；所逗留、迟滞，尝由黎川寿昌、廪山遣弟子迎归；访谒者无论是儿子、亲眷、朋友，每言必“寿昌”、“廪山”；投奔、过访者，无不慕“药地”僧名而来。
黎川禅门寿昌寺祖庭，在方以智到后3个月内，既为之专筑“药地”方丈一室，又在方丈建成后，及时派僧备“蓝舆”，专程前往出游地接回；黎川4年中，方以智一直使用地域特色的“药地病夫”、“药地和尚”名号；并将此间完成的重要著作，命名为《药地炮庄》等。
方以智驻锡黎川期间，形成了一个以寿昌寺为中心、建立并构筑以“药地”为完整特色、体系的活动范围，是界定方以智在黎川驻锡、并住持寿昌寺，而非居无定所、寺无口粮，云游四处挂单的行脚僧人。
方以智对大明王朝忠贞不二、抱守如一；在黎川4年中，秉持“寿昌派”农禅精神，为僧俗两界上堂开示、讲禅；捡瘗周边战乱灵骨，修建佛塔、僧舍、殿宇；在黎川首开禅门“弟子记录”，遂有《冬灰录》和《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传世。
黎川4年中的方以智，以种茶、卖茶为掩护，往游宁都与魏禧、彭士望、林时益等“易堂九子”结社吟咏，切磋《易》学；在泰和、金溪，联络“三世交”萧孟昉、萧复远等；在广昌、南丰、南城，纳揭暄、何三省等前明“死士”为学人、弟子；与前朝同年、旧友徐芳、汤来贺等“结茅”成盟；并向湖南王夫之，吉安刘安世等“清孤不屈”旧识、旧部，不断发出“相招”；与明王孙八大山人等，以书画、同游而有“首山精神”；在黎川广结“善缘”信士、收纳门人和弟子。
黎川4年期间，方以智撰著了大量的文章、书籍，完成了享誉世界的庄老研究著作《药地炮庄》，对哲学巨著《东西均》修改；刊梓了《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等。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学术体系；与全国各地前来拜谒、探视、从学人员的交往过程中，情感流露、学术讨论、思想话题等，均是研究方以智黎川4年的最好材料，也是黎川这座小小山区县城，（23）在明末清初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上至康熙皇帝，下至普通学人、庶民，产生巨大深刻影响的时期。
清帝玄烨，因方以智在黎川刊梓的《通雅》一书影响，依其体例、叙述方式，撰写《几暇格物编》；方以智在黎川的书、画创作、遗留作品，流播于英国、法国等世界各地；（24）我国台湾省，至今宝藏其在黎川寿昌寺期间的书法、信札；其给后人留下的精神与文化财富，难以数计。
方以智在黎川4年的坚贞和隐忍，成就了他一生的“忠孝节义”，而让“方以智”三个字，成为了明末清初最具有划时代意义、最杰出的精神代表和文化符号。
经过4年方以智在黎川寿昌寺的住持与维护，周边的廪山、南谷等诸禅门法脉，一改衰微现状，成为了振兴曹洞宗、昌盛“农禅精神”与学说的名刹；寿昌寺祖庭，则被僧俗两界视为“祝国裕民”的大丛林、大道场；让寿昌寺在这一特殊时期，变成了秉持“寿昌派”农禅精神的一方圣土！
方以智在黎川4年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让这个原本远离京城、州府，偏远的小县城，成为了前明各遗民仕宦、士大夫，一流大学者，地方仁人贤达、缙绅，弟子、门徒、学人，纷至沓来的集散地；成为了一个思想汇集、学术交流，艺术传播的中心；其影响覆盖了江西、广东、福建、安徽、湖南、南京乃至全国和东亚各地，其所展现的“节义江西”精神，成为了明移清祚之际，最具有代表性、坚守最好、蓬勃而有生机的前沿阵地！
方以智在黎川4年，上承大明亡国的满腔愤懑，闽、粤逃亡、广西流离、清*逮捕与被迫“剃度”的惊悸，父亲去世的悲痛与庐墓的孤寂，下接西去泰和首山，继往吉安青原山，居中而连接两头，是方以智逃禅、晚年僧侣生涯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更是方以智一生完整的学术成就、哲学思想，展现得最为耀眼、最值得称道的4年。
由此，“海内宗密之先生，盖五十余年。博闻大雅，高风亮节，为近代人文之冠”：（25）
合忠臣、孝子、才人而一人矣。性命之学，三才物理之学，声音文字之学，与夫一技一艺，莫不窃其源、造其极，诚古今第一奇男子，名甲天下；（26）公志节、学识，洵一代伟人云；（27）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28）
弟子、学人私谥方以智为“文忠”，（29）其“四真子”的崇高声望，无不浸透着黎川4年当中对人们精神、情感的开示，对先进科学思想的召唤；无不由“一粒廪山米”进而“持作青原供”（30）的巨大功绩。
但是，今天的“方以智研究”界，对方以智黎川4年的行踪、交友、思想、著述等一系列问题，未见有更多、深入的研究，是一个初步、甚至是空白的阶段。
对方以智在黎川的“药地和尚”名号来源，研究界谬判在仅有半日夜间停留的“樟树镇”；方以智在黎川4年的驻锡与住持，错误地界定为“居无定所之行脚僧”（31）和“游禅”。（32）更有甚者，完全忽视了方以智的抗清史实，将其在满清高压统治下遁入佛门的坚忍，在禅门为“汉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提出了一种极为荒谬的观点说：
在评价方以智的晚节时，把他与转辗不屈、坚持武装抗清的张煌言相提并论，这个过高的估计，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实在不太相符。（33）
《方以智黎川四年》，就是试图以新发现的文献与史料，围绕方以智黎川4年的行实、思想、学术与交游，将这些浑沌无知，存在着巨大偏差和歧义的诸问题，给出一个清晰的回答。
方以智书法
三
现阶段的“方以智研究”，因丢失了“黎川4年”，故研究必须以全新的观念和眼光，去钩稽过去未曾被注意的新史料和新文献，挖掘并搜集新的证据，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耙梳与纠偏。
譬如：康熙十二年（）至同治九年（）年间《新城县志》几个版本收载的寿昌寺7位住持，除了方以智外，有6位同属“大”字辈的禅门兄弟，先后为住持，其身世、行踪、事迹与方以智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种同属一辈、先后承续六任、跨越18年的蹊跷住持现象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本质性问题？
方以智在寿昌派下“博山”与“东莞”两支的关系，身份的转变、业师之间的纠葛、龃龉；黎川寿昌寺“兄终弟及”的“传灯事”等，研究界一无所知；方以智离开黎川5年后，重返寿昌寺收拾“残局”、僧俗两界的“蜚语”与“谣诼”，这些显而易见、直接与方以智在惶恐滩赴水殉节有着紧密关系的重要事件，至今仍是研究界的空白。
方以智的“药地”名号，在没有弄清楚《药树堂碑文》作者的背景下，不仅错误地解释“于栾庐时得药地图章”的文义，又以一件未曾坐实的《意在笔先图》作品，将方以智在黎川4年的“药地”之名，错误地界定在仅有半日夜间停留的“樟树”。
方以智在黎川4年中撰写的重要著作；困惑学术界两个不同版本《通雅》刊梓、捐资人等问题，在这种丢失与遗忘中，潜藏于无知与无畏；方以智在黎川金楼的“开示”，被误判成在桐城老家；方以智在黎川廪山建设的“中五道场”，被说成是青原山一个宋代就曾存在的地方。
方以智与“易堂九子”、在黎川周边“相招”的10多位“清孤不屈之人士”，他们的身世、云集于黎川4年里所发生的事件与性质；这些人员在黎川形成的一个禅门、俗世共融的遗民群体；方以智在明朝时所交结的朋友、弟子，在改朝换代后仍然在清朝为臣、为官的另一个特殊现象，在方以智这一线索牵引下，到底是什么关系？均被忽视和淡化，甚至被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
八大山人与方以智，一个是明皇宗室天潢贵胄王孙，一个是大明帝国的忠贞臣子；原本是完全不同身份背景的两个人，因国破家亡，让两人在黎川寿昌寺这座祖庭里，有了一个禅门庇护的交叉点。但是，八大山人“赢赢然若丧家之狗”（34）隐姓埋名，曾拥有过99个名、字、号；（35）方以智“跳南趼北，数履硙硙之刃”、（36）“逢人思变姓，教我善藏名”，（37）东躲西藏遁迹，曾使用过72个名、字与别号。（38）这些因素，致使后世两个不同研究领域里的学者们，既没有将两人串并起来，也没有打通两人之间的关节，各自在封闭的领域内失之交臂，“八大山人研究”将方以智丢了！“方以智研究”又将八大山人丢了！
方以智年长王夫之9岁，自方以智在湖南武冈与身无半职的“孝廉”王夫之相识、相交，并对其提携；方以智来黎川后，又对这位始终执弟子之礼的王夫之，发出了整整4年多“有所授”之“屡招”。但是，当年在方以智面前“知恩不浅难忘此”（39）的王夫之，不仅拒绝、且一直避而不见；直到10余年后，方以智在惶恐滩赴水殉节后，成为那个时代人人心目中的垂范高山，王夫子这才以悼念的方式，在诗文中予以了“缅怀”；方以智的著作、先进的思想，早王夫之20余年享誉当世，而让王夫之在方以智面前相形见绌。然而，自清同治以后，王夫之却一跃成为了顾炎武、*宗羲之后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这种显失公允的界定，（40）不管是对王夫之的“个人良知”进行考察，还是对其在“集体良知”上的展现，这一存在严重矛盾现象的背后，无不让后人心存疑虑。但是，如此尖锐的问题，研究界不仅从未有过涉及，仅以“拒禅”（41）对王夫之一笔轻描淡写地带过。
摆在眼前的诸多问题，因研究界丢失“黎川4年”，致使现阶段的许多“研究成果”，不仅难以让人信服；且让现阶段的“方以智研究”，有些停滞不前、甚至有些混沌和难堪。
方以智画作
四
《方以智黎川四年》以史实为基础，将方以智“黎川4年”的背景、身份、事迹，在禅门曹洞宗寿昌派下的世系、法脉、师承、弟子，在“博山”与“东莞”之间的关系，一一予以厘清和交代；黎川寿昌寺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对方以智的影响；方以智与寺内诸僧人的交往、寺外禅门的过化，世俗间信士、缙绅，地方官吏的往来、发生的事件等，进行考订与坐实。
以方以智黎川4年行实为“实证”，让那些以往被研究界遗忘、遗漏、遗失的大量人物，从这些事件中显豁并生动起来；让这些随行于方以智在黎川的弟子、学人，云集在黎川的人物关系等，作出必要的厘清和交代；使方以智在黎川4年中所形成的学术思想、著作，乃至影响与传播，作出较为准确的分期和界定；对方以智黎川4年中创作的书画、艺术交流给予介绍；对方以智黎川4年所形成的独有地域宗教现象、文化现象、社会群体现象，乃至黎川这个特殊的禅门“道场”，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巨大和深远影响等，进行阐释和论证。
《方以智黎川四年》所言黎川4年，是方以智前半生闽、粤、桂抗清、逃亡、流离，西进泰和首山、吉安青原山生命最后9年禅门生涯不可或缺、完整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所涉话题，紧紧围绕方以智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禅门祖庭寿昌寺，将这段研究界未曾触碰、丢失和遗漏的“黎川4年”捡回来，所列方以智行踪、事件、交往人物，散佚、遗漏的作品等，在展开的讨论中，让这一鲜活的历史，从迷雾重重的“无知”中逐渐走出来。
年10月7日，是方以智来黎川寿昌寺驻锡周年，也是方以智在万安惶恐滩赴水殉节周年忌日。在这个悲喜交集、值得